便撸了刘的副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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闲翻欧阳昱的《见闻琐录》,其中有两条笔记引起了我的兴趣,一条是“曾文正知人”,另一条是“鲍武襄”,皆事关曾国藩,对照读一下,颇值得玩味。

曾国藩是清末名臣,关于他的事迹史料上有很多记载,尤其是在用人方面更是流传不少美谈。欧阳昱在《琐录》中写道:“予观文正一生,不善用兵而善用人,牛溲马勃,无不收纳。所以群才效用,大寇荡平,而为中兴第一功臣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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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“曾文正知人”中,他专门写到曾文正识人的本领,称他“一见能卜其终身”。在任两江总督时,有人把浙江的陈兰彬和广东的刘锡鸿推荐到他幕中。陈、刘二人在当时都是很享有一些文名的。所谓“俱富文藻,下笔千言,善谈天下事”。可曾国藩接见他们之后,却对人说:“刘生满脸不平之气,恐不保令终。陈生稍沉实,官可至三四品,然无大作用。”后果如其言。刘锡鸿作为副使出使外洋时,由于和正使郭嵩焘闹不合,互相抵牾,影响很坏。据说他还干出了偷洋人手表的丑事。朝廷十分恼怒,便撸了刘的副使。刘回国后,便一蹶不振,最后穷愁潦倒,吞烟而亡。而陈兰彬也不出曾之所料,因生性柔弱,没有大的作为,官至副都御使。“未几,因事降职,告病归。”曾文正识人的本领当然不止这两件。在军命将,说谁将来可做营官,谁将来可升大帅;谁福浅,将战死;谁福厚,将建功立业。无不一一应验。“真如龟卜数计”,几达出神入化的程度。但在“鲍武襄”一条中,欧阳先生却写到了另外一件事。

鲍武襄,名超,字春霆,也是咸丰时的一员猛将。但此公早年却劣迹斑斑,其中最让人不齿的便是押妻之事。据说,鲍某年轻时乃一无赖子,生性好赌,“家资罄尽,无可典质”,便把老婆也押上了。结果仍然输个精光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,这才去投军。鲍超初入川军,后以哨官投到曾国藩的门下。曾国藩开始很看不起他。可偏偏鲍武襄也不知趣,自视甚高,言行中常有藐视湘军之意,这就叫曾某无法容忍了。

据《汪穰卿笔记》载,有一次,曾国藩令鲍超执行任务,路过一城,守兵认识他,便大呼其名,道:“老鲍吃牛肉吗?”鲍说:“熟否?”守兵说:“熟!”

鲍超于是下马大吃大喝起来。这一吃喝不要紧,结果酒醉误了大事。曾国藩非常生气,下令按军纪执行斩首。鲍超的好友雷脱皮见状,一把抱住鲍超不放,哭喊着请求开恩;曾国藩不允,雷脱皮说,那就让我一起死吧!曾国藩大怒,一拍桌子,令同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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幸好这时有人出来说情,曾国藩这才同意免死,但死罪能免,活罪难逃,一顿军棍,鲍超八百,雷脱皮六百。一时间,打得皮开肉绽,血肉模糊。后来又亏得那个说情人留下十两纹银,供他们治伤,这才使两人大难不死。

这个说情的人名叫陈士杰,是曾国藩的亲信幕僚。关于这件事,《清史稿·陈士杰传》中亦有载,说“鲍超时为小校,坐法当斩,力请释之。”看来确有其事。据说,陈士杰也会看相,他从军帐中察看鲍、雷二人,结论是:此二人面有贵相,于是出手搭救。

陈士杰没有走眼,后来鲍超果然成了湘军名将,勇冠三军,骁勇异常,领兵十余年,大小七百余战;所部号霆军,转战鄂、皖、赣,攻无不克,屡建奇功。咸丰十年,曾国藩在祁门身陷太平军重围之中,已做好杀身成仁的准备。多亏鲍超闻警,日驰百余里,连战连捷,杀开一条血路,力解祁门之围,救了曾国藩一命。直到这时,曾文正才后悔自己没有早识此人,并刻了一方小印曰:“生平恨不识鲍超”。

其实,识人都是相对的,即便像曾文正这样能够“一见能卜其终身”的亦有走眼的时候,而且不独鲍超然。

程学启是安徽桐城人氏,早年加入太平军,后在桐城名士孙云锦的策反之下,投奔湘军,在曾国藩的老九弟曾国荃手下任职。由于他是太平军的叛将,因此不招曾氏兄弟待见,处处受到猜忌、压制和排挤,这让程学启很苦闷。后来李鸿章组建淮军时便把程“借”了过去。结果程在淮军大放异彩,攻坚拔垒,所向披靡,转战苏南,无坚不摧,被誉为“淮军第一悍将”,成为李鸿章的左膀右臂。到了这时,曾氏兄弟才后悔了,想把程要回去已经不可能了。有一次,曾国藩问孙云锦,程学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孙说:“学启爱将如命,挥金如土,杀人如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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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听了之后,沉吟良久,然后感叹道:

话语中的遗憾之情溢于言表,难以掩饰。当然,即便有这样一两个例子,也不能全盘否定曾国藩识人的眼力,因为世上也许没有比识人更难的事了。认识一个人,认识几个人,或者认识一些人,都是可能的,但要识尽天下之人,却难乎哉。因为人是复杂的,而且是变化的。所谓路遥知马力,认识一个人往往需要时间和机会。有的人我们也许一辈子也不可能真正认识。甚至有的人死了也无法盖棺论定,需要几代、甚至十几代,才能逐步拂去历史的尘埃,还其本来面目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没有永远的伯乐,却永远存在被埋没的千里马。

文章来源:新安晚报,原名《生平恨不识鲍超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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